来源：《出版商务周报》

编者按：作为图书装帧设计师，蒋宏的名号在出版界是“响当当”的招牌。蒋宏工作室成立近20年来，一直定位为“专为思想做包装的机构”，设计图书超过15000种，多部优秀设计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。蒋宏从20世纪90年代的出版行业一路走来，带着理想主义，带着故事，思考着，折腾着，从未停息。

初见蒋宏，他正坐在“共话‘七·九’一代出版人”沙龙上，谈论着自己的近况和出版业的趣事，一句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，打破了因陌生而稍显拘谨的氛围。人群中，蒋宏显得很特别：黑色哈伦裤，绑着长发，留着一撮小胡子——一身标准的艺术家打扮，格外吸引眼球。

作为典型的“七·九”一代，他的工作室留下了不同时代出版人的掠影，他本人的经历也折射了这一代人共有的特质。

蒋宏工作室：书装界的“黄埔军校”

蒋宏工作室的博客里有这样一段话：工作室本来是生存主义下自由化的理想，充满实际和不可知的幻象，可以在解决生存的基础上为价值而战。工作室本来只是个名词，实际上一直是动词，是在而立之年的平民生长模式，包含着循序渐进的耐心和对创造的希望。

“这个世界愿意成为设计师的人已经很少了”，“我坚持做工作室也是想给那些热爱设计的、希望创造美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平台”。说这话时，蒋宏的语气不自觉地充满了对后辈的关爱和寄托。像大部分“七·九”一代一样，好为人师的他也时常滔滔不绝地向后辈灌输自己的思想和理念：当年吃过的亏、上过的当、遇到的糗事、总结的教训、人生的感悟，甚至包括如何培养下一代。在好友看来，今天这个透着沧桑与内敛的蒋宏和当年腰间别着小酒壶的蒋宏相比，还是同样能说会道，他的事业都是“聊出来的”。

1971年出生，1995年大学毕业，而后蒋宏经历了人生的一段低谷期。整整两个月找不到工作，在一家大约七八人规模的小公司应聘时，自己没有可以展示的作品，情急之下随手抓起路边展销会的宣传单，硬着头皮上了战场。面对老板，他再三肯定那就是自己的作品。但老板的一句话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马上消失——“那是我朋友公司做的”。蒋宏笑道：“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，面试的时候我一定不去揭穿那些带着别人作品来应聘的人。”他觉得要给年轻人留点面子，还会建议他们先掌握设计软件的应用等技能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蒋宏说他如今奉行的原则是：“不能打乱上帝的教学计划”。

1996年蒋宏开了自己的工作室，近20年培养了不计其数的专业图书设计师，也见证了书装设计的发展变迁。一批如今在业界已小有成就的设计师，很多都在蒋宏工作室历练过一遭，不少人带着工作室的牌子在业界站稳了脚跟。蒋宏工作室也因此被业内人士戏称为“书装界的黄埔军校”，许多好友见到蒋宏都打趣地喊他一声“蒋校长”。

聊到上世纪90年代的设计，蒋宏无奈地摇头，“用电脑拉一个渐变就算是设计，会电脑的都可以是设计师。我那时的参考资料只有一本画册，被扫描了无数回，没素材，也不知道什么叫设计”，“面对第一台苹果电脑，我整夜整夜不睡觉，甚至跟老板申请住在单位，对着英文原版书和电脑菜单一点一点学”。如今回头看当年自己设计的图书封面，蒋宏觉得“那简直是相当粗俗，都是没法看的东西”。

如今，设计师手头的资源相当丰富，硬件设备也更新了数代，已不需要完全依靠想象和手工，设计理念也不断革新。蒋宏说，现在图书装帧设计以品味为主，不再一味追求繁复、华而不实的设计元素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设计理念趋于简单化。“当年我没有任何素材和参考，就凭即兴发挥画海报，画完一喷就挂出去了。但现在我的工作室有一整墙的画册，时代在变，印刷工艺在变，作品也越来越有品位了。”

理想主义者：生命不息，折腾不止

都说“七·九”一代是爱折腾的，起码以蒋宏为例，所言不虚。

与蒋宏同一时期进入出版行业的人，有些已赚得盆满钵满，有些已洗手收山。蒋宏工作室从当年的三个人，发展到现在的十余人，期间最多时曾有20多人。蒋宏说：入这一行，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一所“野鸡大学”工艺美术设计专业毕业的蒋宏，两个月没有找到工作，机缘巧合进了一家小公司画海报，接着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公司，一做就是近20年，书变了，封面变了，出版也变了，但蒋宏和他的工作室似乎没怎么变。蒋宏的一位业内好友笑说:“都被他折腾没了”。

当年，蒋宏在图书装帧设计方面提出的“版税计划”就是他“爱折腾”的一大例证。那时蒋宏年少气盛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连同人讲话都是要蹲在凳子上的”。就是带着这份不可一世的骄傲和对创作的热忱，他提出：为什么图书封面设计不能像内容创作一样，收取版税？出版行业做图书设计的不在少数，但从没有人想到，封面设计师也是内容创作者，更没有人能像蒋宏这样敢想敢做。虽然最终只有10余本书达到了目的，但在蒋宏看来，也算是“做成了”。他说：“设计师是很敏感也很辛苦的，我希望为设计师做点什么，也包括我自己。”

虽然自始至终守着出版业，但蒋宏的“折腾劲儿”始终如一，据好友爆料，身为“蒋校长”的他也曾尝试涉足各个领域，比如，曾经开了一家专做石锅鱼的饭店，没成；又开了一家面馆，也没成；后又不远万里去新疆想要承包一片湖，又没成；还尝试开一家广告公司做数媒广告，再或是转去做传统的图书策划，都没成。他说，当年自己也曾经是个富人，但如今他也在困惑，“我做设计这么多年，有名气有收入，可公司也会几个月开不出工资，孩子上学交学费我也会一阵头痛。”他自己笑称：“人得疯癫几回，才得正果。”

不久前，蒋宏又在京郊折腾出了一方自己的小天地——小院。在那里，他亲手栽种的瓜果蔬菜无原则地生长，花花草草无原则地绽放。每到周末，或是一杯清茶两本好书闲坐树下，或邀三五好友“就地取菜”来一场原生态的盛宴。

当然，这样避世的生活并不是蒋宏未来的方向。如今，理想主义的力量又再次催动他折腾出新的设想，尝试进军影视圈。也许不久的将来，“导演”会变成他新的头衔。

蒋宏说：所有选择都是对的，只是要承担选择的结果。这样坚守与折腾的矛盾统一正是“七·九”一代身上普遍的特质，也是这一代出版人坚守在出版行业却又不断找寻新突破的原因。

出版需要坚守，更需要创造

“七·九”一代的出版人，都是装着一肚子故事的，但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分化，价值观不同，大家渐渐走上了不同的路。说起“七·九”一代眼中的出版业，蒋宏喜忧参半。

“我做了那么多封面，其实真正能读下去的书没有几本；现在做出版的人那么多，真正有出版精神的也没有几个。”蒋宏把自己的工作室笑称为“出版业的信息集散地”，他结识了不少出版社和作者，“中国的出版行业是基于印刷业的一个产业，但真正的出版是应该生产思想和创意的，现在的出版行业中，有太多人都不是真正做出版的路子，真正的出版精神应该是创造和传播”。

蒋宏介绍说，90年代他刚起步时，见识过那个年代极其恶劣的现象，“连卖白菜的都可以出书。找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跟他说写一个打仗的故事，然后给他几千块钱，一本书就成了，再买个书号，找家厂子印刷，就可以卖了，而且销量可观。”蒋宏坦言，自己曾经做过很多“垃圾书”的设计，没有灵魂，没有价值，完全是为了混日子。

以中小学教材为例，他说：孩子的审美需要从小开始培养，但是纵观中小学教材的设计、印制，以及插画和排版，并不能对孩子产生什么美的熏陶，“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培养出好的审美？文化建设和出版精神的传承都是相当漫长的过程”。

他提出，目前真正有思想有内涵的好书大多都依靠版权引进，但出版人不能只充当“倒货”的角色，要致力于培养自己的、有思想深度的优秀作者。“业内还有一群人，他们确实在思考着，但是思考的方式有问题，他们只是把大家都看得见的问题总结归纳了一下，却没有能力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。”

虽然嘴上对出版行业多有批判，但谈起未来他也不自觉地露出意气风发的表情。他将出版行业的希望比作“飞芒”。芒代表细小琐碎的东西，只有芒才可以随着风飞向各个细小的角落，给予适当的阳光雨水，很快就能发芽。出版人充当的是风的作用，但没有种子传播也就无从谈起。

蒋宏说：出版需要有人来坚守，但想要找到希望的种子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