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书局于1912年创建于上海，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与商务印书馆齐名，是全国第二大集编辑、印刷、发行为一体的印刷出版企业。中华书局的开办宗旨是“弘扬中华文化，普及民智教育”，编辑出版的书籍和刊物种类齐全，数量众多。仅1912年至1949年编辑出版各科各级教科书400余种，社会科学类书籍2000余种，文学艺术类1000余种，自然科学类型50余种，少年儿童读物约800种。先后创办杂志20余种，其出版的30余种工具书以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辞海》最为著名，古籍整理以《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》、《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》最为著名。
     中华书局非常重视印刷新技术与新设备的引进与应用。1935年，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，购置先进印刷设备，既印本版图书，也承印地图、邮票、烟标、纸币、债券等。当时中华书局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，印刷设计之新，号称远东第一。徐悲鸿特画巨幅奔马，题曰“日进无疆”，以贺新厦建成。1937年春，中华书局资本扩充至400万元，在全国各地和香港、新加坡等地开设40余个分局，年营业额约1000万元，进入全盛时期。
     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业务受严重影响，上海总厂和编辑所停工，大部职工遣散，部分职工转赴大后方及香港复工，总局辗转迁移到香港。中华书局董事长陆费逵亲赴香港主持业务，积极赶印书籍，供应抗战后方。并于1940年4月向延安中山图书馆捐赠本版图书一批。上海方面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则以“美商永宁公司”的名义维持营业。
     1941年7月9日，陆费逵在九龙病逝。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领导核心内迁，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。此间，仍然印制教科书，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。当时，由于战争的严酷性，不少年轻编辑来不及转移，而只得滞留敌占区。他们生活拮据，但很有中华民族传统的骨气，不向敌伪低头，仅以书法、篆刻维持清贫的生活。
     教育家罗家伦先生曾说：“我们抗战，是武力对武力，教育对教育，大学对大学，文化对文化……”可见当时文化人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。而中华书局在抗战中的作为，正是上升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。出版事业中涵盖着民族复兴的希望，至解放前夕，中华书局先后编印出版了《四部备要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饮冰室合集》等重要书籍，翻译出版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、达尔文《物种原始》等重要译著，并同时出版几十种杂志，在学术界声望卓著。
     抗战时的重庆作为战时首都，由于数十所大中专学校内迁，不少内迁的文化机关以及大量的报社、出版社聚集，成为人才荟萃的中国文化中心。尽管当时只能用土纸印书，但出版界仍尽最大努力，出版各种著作，保存文化火种。商务印书馆主要出版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，虽用土纸，但印刷精良。中华书局则较多古典文史书籍，以满足教学即社会的需要。
     抗战胜利后，中华书局迁回上海，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，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。

1935年建成的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全貌

1943年1月《新中华》杂志复刊号

     注：《新中华》半月刊创刊于1933年1月，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， 以“灌输时代知识，发扬民族精神”为主旨。” 因抗战于1937年8月休刊，1943年1月改为月刊在重庆复刊，以大中学生为对象，宣传抗日，突出“发扬民族精神，灌输现代知识，提倡学术风气，注重战后建设”。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。

     （部分内容摘自《岁月有波澜书香恒隽永》，乌鲁木齐晚报2012-03-28）

     抗战期间上海印刷人的爱国救国情怀与壮举系列回忆之四